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条件下，不管你是公务员还是销售员，不管你是工艺师还是农艺师，付出同质同量的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趋向于一致，就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那样，经常不一致，但趋向一致。
地方债务的问题比较多。在2014-2016年，地方政府存在相当大的债务偿还压力，该段时间地方政府偿债率水平均越过红线，举新债还旧债规模较大。
（房旭） 进入专题： 地方债 。2014年达1.67万亿，2015年2.6万亿，2016年1.64万亿，平均约为2万亿元。同期GDP的人均增速为15.6%，M2增速稍快一些，为18.1%。热点四：财税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 邵宇：未来地方的税制可能会因而得到一个有力支撑。三种移法，地方移给中央，政府移给居民，国内移给国外（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去引入廉价的资本）。
我们是不是在未来3-5年里，一定要大幅度去杠杆呢？我们更倾向于用移杠杆，而不是去杠杆。其中，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4.8%，各级政府分别为21.3%、31.6%和2%。面对挑战，我们有理由坚定全面改革的信念。
就是说，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尽快步入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未来5～10年，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改革，其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政府过多、过大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严重扭曲政府与市场关系，严重压抑市场活力。近两年，中改院提出推进以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判断：第一，投资消费失衡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投资主导形成的严重产能过剩积累了巨大的经济风险。
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
而且这里也有文化的东西，很复杂。同一个制度的效果不可能永远维持下来，制度运作的成本将会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改变，但在恰当的时候发挥恰当的作用那就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些改革的力度也想必是三十年来空前的。这表明改革能否继续下去不取决于地方利益有多大，而是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决心有多大。
但最近，经济学界内部又出现一种说法，认为最好不要期望太高，三中全会仅是提供框架性方向，比如前一届三中全会也出台过一个完善市场经济的决议，但最终却不了了之，未得到很好执行。改革能否继续取决于中央的决心 记者：您提到改革条款的执行力问题，此次改革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张军：社会对此次三中全会期待不高的原因就在于执行力问题。中国目前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导，而由间接税到直接税的转型不是那么容易的。未来，政府将找到每一个省份的最大公约数，将其写至文件中，政府从一级市场退出，由农民自己决定流转的价格。
一级政府管理职责即事权过度，怎么解决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 张军：匹配有两个方向，是与财权还是事权匹配。但是，随着成本的上升，地方政府需要寻找多样融资渠道，我认为此次三中全会一定会提到更多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问题。
有些人对中央对地方官员考核的方法不以为然，但所有自上而下的方面解决问题很难。今天土地财政需要改革了，是因为我们看到卖地买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征地，政府与农民的冲突越来越大，政府在一级市场的角色需要做些改变，应该同时也去寻找适合地方政府融资的其他的手段。
当然，如果是在土地非私有化的体制下，这个渠道是不存在的。中国存在官员腐败问题。但这个门不可能关掉，中国依然会保留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融资，土地是一种可以自然升值的天然融资渠道，中国绝对不可能关掉这个渠道。从全球看，腐败与发展有几个组合。也就是说，将来基础教育、养老、医疗等费用不再由地方支出，而是中央政府承担，这个思路是支出权的再集中思路，现在的说法叫中央托底。另外，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的腐败现象更多发生在下面，俄罗斯的腐败更多发生在上面。
另外，在政府改革上也有不少需要着手的问题，例如政府规模，政府职能转变、反复的问题，可能设立香港廉政公署垂直性机构问题，司法相对独立问题，如司法独立于地方政府等。横向地区竞争，也需要中央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否则地方竞争没有动力，所以考核也是很重要的。
例如你的社保在一个地区是这样，到另一个地方是另一种做法，这不利于人口流动，也于新型城镇化不利。有只腐败不发展的国家，也有发展而不腐败的国家，还有既腐败又发展的国家。
而要提高透明度，提高官员的真实收入就很重要，要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白色收入。直接税种类增加，间接税种类减少。
日前，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接受新浪财经记者徐雯采访，就土地财政、反腐败等问题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但其中的核心，很多人认为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而这又涉及到土地财政的问题。 提高官员的真实收入很重要 记者：目前，中国东西部地区地区贫富差距日渐拉大，您曾建议中央政府要因势利导促进沿海地区的产业资本朝向内地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主要是什么方式？ 张军：每一个地方在资本形成过程中，最好的方法是鼓励地方竞争，才能避免和减少地方在投资上的浪费。因为中央政府拿税收的比例大，100块中央政府要拿70块，那中央就应承担70块的支出权利。
起码我们看到那些拥有廉洁的政府和官员的国家与地区，基本都与透明的官员的高薪制度有关系。在回应改革条款执行不力是否源于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时，张军教授表示：改革能否继续下去不取决于地方利益有多大，而是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决心有多大。
过去三十年，地方资本竞争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此次三中全会是一个综合性改革的方案，从亮点程度、从社会对改革的期望程度上看，我觉得排列顺序应该是社会改革、政府改革和经济改革，更多的亮点将体现在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上，例如社会改革内容有农民工、流动人口、户籍问题、二胎政策、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等公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我相信在这次改革的方案中应该会有很好设计。
因此，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可能会让大家失望，但失望不代表改革没有向前推进，只是说这些改革的内容在过去都被不断提到过，这次不会有太多新的提法。这个框架已经运行二十年了，未来仍然还会持续。
最高领导人是否有改革的决心这一点很重要。 土地流转是亟待解决的矛盾 记者：那您觉得，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哪些是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张军：土地流转问题，涉及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用地的流转。此次三中全会决议名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包括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三大类，这三类改革在过去十几年间积累了众多矛盾，并且在网民群体中体现得尤其严重。中国是在发展中不断出现腐败的一个案例。
希望这次可能不一样，李克强是比较有执行力的一个人，我个人看来，在改革推进问题上，他有强硬的作风。现有框架下，土地融资是相对优势，不过目前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征地越来越难，社会问题频发。
大幅增加地方收入短期内难实现，现在很可能会实行第二种方案，即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事权。 应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 记者：当前有什么合理的办法可以让地方政府摆脱对卖地收入的依赖，解决稳定财源的问题？ 目前，土地被地方政府手握，融资的渠道自然与土地相关。
此次三中全会传递出的强劲改革信号使其备受外界关注。土地财政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贡献很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也很大，没有土地财政，中国的今天发展状况完全是另一回事，应该不如人意。
